[转帖] 扎加耶夫斯基随笔选

扎加耶夫斯基随笔选

李以亮、王家新译

在图书馆

我在一座大型图书馆里。我自一册济慈书信集里抬起眼睛，看了看我身边的人，其他读者。他们主要是学生，男女都有。（因为我已经四十岁了，他们对于我就像是孩子；反过来，我在他们眼里就像一个老人，一个年长的市民。）女人们每隔一会儿就打开她们的梳妆粉盒，在小镜子里检查自己，像是要看看她们与文化的联系是否恶化了她们的脸色。图书馆位于巴黎；很多人都带有塑料瓶装的矿物质水——埃维昂，或沃维克，或维希——最后这种牌子有着与外国人的历史性联系。学生们都埋头书本，从书中抄下长长的、没完没了的引语。笔记本的纸页在笔芯下开始卷曲，仿佛被火吞噬。诚然，我们生活在一个计算机的时代，但学生们还在将长长的引语转移到他们的笔记本上，就像他们还生活在中世纪。长长的引语。我从某个人的肩头看过去。“后现代主义。”“一种反讽的手法，怀疑在其中不落痕迹。”“对过去的一种悖论式态度。”或者，略有不同：“历史，作为主体和品味，语言与感性的无形独裁者，已经接管了欧洲的头脑，而它统治的标竿就是维柯，荷尔德林的友人黑格尔，和一个卤莽的科西嘉人，生在一个岛上，死在一个岛上（指拿破伦——译者）。”而在另外一个笔记本上，我看到下面的引语：“诗歌只活在语言中；诗的工作就是最卓越的语言的工作。我们无法想象一首诗超出语言的中介，就如我们无法在波士顿听到夜莺。语言不仅是诗的载体，就如自行车不仅是自行车的载体。”还有以下的话，出现在另外的笔记本：“有产阶级不仅生产黄油和枪支，同时也带来越来越多精神的创作。最后，他们甚至准备好了生产对于自身的激烈批评；总之任何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东西，包括对他们自身的冷嘲和蔑视。”忽然之间我意识到，我充当了一个重要事件的见证人。观念，在书本里表达的观念，在这座图书馆里，与读者的思想结合在一起。观念，在书本里表达的观念！说起来，我也认识一些书的作者——我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遇见他们。我跟他们相熟（毕竟，我也写书）。这些人通常都很害羞，被怀疑消耗，经历了长长的沉默、沮丧、空虚的发作。当他们出现在某个国际会议的场合，在被要求发言时，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意见不太确定；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口吃，出错，推来推去不愿说话。他们期待着讨论，反应；无论何时遇到反对或批评时，他们都随时准备改变他们的思想。他们富于弹性；今天说是，改天说不，第三天他们感觉到这就是完美的辩证法。他们喜爱悖论，他们喜爱令他们的听众吃惊。当然，他们是在寻求真理，但是，如果在通向真理的路上，偶然遭遇什么醒目的悖论，他们就忘记了他们漫游的目标。他们将自己锁进研究，从大堆摇摆、易变的思想和印象里，作成一本本书，它们迅速就成为了某种最终的，无可挽回的东西。然而，学生们对于那些刁难过作者的疑虑一无所知；就像中世纪的抄写员，学生们所做的，就是将作家的观点转移到折叠的作文笔记本上。这只是一个特定的时刻：正是在这样的时候，观念，随意、冒险、神经质地表达出来的观念，成了法律的象征。我看着男女学生们如弓一般埋着的头。我看着快速移动、记录观点的铅笔、钢笔和圆珠笔。我看到学生们对于书本无限的信任。观念成了一座牢房。它们承担了法律的权力，如列宁颁布的命令一样具有法律约束力。而且，不是印刷物，而是黑色、蓝色的墨水摇动的景象，赋予了种种观念以超人的力量。我看着学生们。我想着书籍和它们的作者。我是自由了。

诗歌未被揭示的玩世主义

内心世界，这诗的绝对王国，其特征即在于它的不可表达性。它就像空气，其中当然存在真理，张力，温差，但主要特征是它的透明。那么，如果不考虑其不可表达性，它要想尽一切表达自身，内心世界会做什么呢？它使用巧计。它假装对永恒现实感兴趣，呵，非常感兴趣。一个伟大的国家衰落？内心世界是狂喜的：有了目标！死亡出现在地平线？内心世界——它认为自身是不朽的——便激动地颤抖。战争？好得很。苦难？棒极了。树林？盛开的玫瑰？更好。现实？好极了。现实简直不可或缺；如果它不存在，那就不得不发明它。诗歌试图欺骗现实；它假装认真地对待现实的烦恼。它故意摇头。哦，它说，又地震了。又不公正。洪水，革命。又有人到了老年。诗歌害怕它的秘密被揭示。有一天现实注意到诗歌之心是冷漠的。诗歌根本没有心，只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只完美的耳朵。现实将突然明白，它只是诗歌取之不尽的隐喻的资源，而它会消失。诗歌将独自留在世界上，沉默，空虚，悲哀，不可传达。

看门人

当我从外面长时间散步回家的时候，看门人说我不再住在这里了。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，更多的是惊异而非惊骇。“你存在得不够”，他回答道。“你什么意思？”“啊，我亲爱的先生，”他继续说，“那些时时发作的悲哀，沉默，忧郁……它们毫无特点。”“那么，你怎么样呢？”我大声说道。“你根本不存在。你所做的就是看看报纸体育版和电视。”“没错，”看门人同意道，“神圣的真理。可惜我不必存在，我是一个看门人，一个观察者。”“不，”我反驳说，“我是观察者。”“你弄错了，我亲爱的先生，”他坚定地说。“不管怎样，这并不重要。我们都是在指望你美好地存在。”“你的意思是我让你们失望？”“最好的证据就是你不再住在这里了。”的确，我注意到，就在那一刻，新的某人正住进我的公寓。当我们彼此经过的时候，我不怀好意地低声说道：“好吧，你不会在这里待多久的。”

文学的二个缺陷

1.当作家心里只有他自己，自己的弱点，自己的生活时，他就忘记了客观世界的存在，忘记了对真理的探求；2.当作家只为世界的真理，客观现实，正义，对人的评判，时代，习俗等等所独占时，他就忘记了自己，他的弱点，他的生活。

关于神秘的讲座

我们不知道诗歌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苦难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。
而我们的确知道神秘是什么。

热忱

汉娜•阿伦特在写给卡尔•雅斯贝尔斯的信里，提到某个搞古典哲学的教授——在希特勒掌权时期——主动地，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，将《霍斯特•威塞尔之歌》①翻译成了希腊语。
译注①《霍斯特•威塞尔之歌》（theHorstWesselsong）冲锋队头目霍斯特•威塞尔生前所作的进行曲《威塞尔倒下了》，由戈培尔定为纳粹党歌，1934年后作为非正式的纳粹德国国歌。

存在主义

早年我着迷于存在主义。哦，是的，我想，我已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了。我不知道怎么用我的自由。历史是没有意义的。我应该沉思死亡。我应该真实。树根是荒谬的。哦，出言不慎的哲学家，现在我注意到，你甚至要剥夺那仅属于我私人的贫困，我的秘密。你要命名、划分一半的处境和四分之一的情绪。你专业的笔挤进了所有的事物。哦，出言不慎、孤芳自赏的哲学家啊，转过来写写诗吧。

世界已撕裂

是的，我也喜欢这世界是整体一致的，精神生活的一面与平民的生活和谐地联合，反过来，后者与充满情感的生活联合，如此等等。但事情并非如此。精神生活，有着奇怪而迷人的方式，并不屈从于政治性的指令，或只是忍受伦理规则。思想是自由的。精神的生活可以是疯狂的，卤莽的，甚至是粗野的。然而，平民的准则所要求的是责任，谨慎和常识。我全心支持共和政体下的德行。可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精神既不是一个君主制主义者，也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。混乱、无序是它的组成部分（正如纪律和形式也是——它不断地在这两极之间运动。）同样，不一致也可恶地存在于平民生活之中。无政府主义的，漠不关心的俏皮话似乎适合艺术，但在一个法官的办公室里，在一个部长的大脑里，或者在一个政府监管部门里，却是不合适的。这世界已撕裂。双重性万岁！人应称赞那不可避免的东西。

中欧

他并不显眼，小个子，油光光的头发平平地梳向脑后，不待应允，就坐到了我的桌边。很显然他渴望谈话。为了谈话，他甚至可以拿出他的半辈子作交换。“您从哪里来？”他问。“波兰。”我说。“啊，多么幸运，您是多么幸运的一个人！”他感叹道，并被一种独特的地中海式的热情压倒。“早上好！早晨万岁！黑色外套。纪念珠宝。关于一名士兵之死的出色的诗歌。这些我非常熟悉，非常熟悉。雾，胡茬，骑兵团。十字架。成千上万英勇的男子。小号曲，信号，哀乐。可爱，可爱。您是一个幸运的人！”“为什么幸运？”“力量。信念的力量。绝对的情感。道德的完美。一种未被都市疏离的文学。你们还没有经历那种让人担忧的分裂。那种半幻觉的状态，灵魂在其中仿佛气球充满孤芳自赏的氦。绝没有。你们不懂那种可怕的分离，灵魂的世界与勇敢、充满男性力量的世界之间，不可逆转的分离。“在你们身上我总能感到，那种对于整一的渴望，结合了情感和勇气的希腊之梦。默认历史的失败和当下政治的不完美，反过来在通向纯粹精神的领域里获得快乐，同时在两个草地上采摘鲜花，一个内在的白色草地，另一个，绯红的草地，它在跟历史刺鼻的空气的联系中转暗的。这不是更好吗？”他长时间说着，不停称赞我的国家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发现，光是这样的赞扬之词，已使他感到厌倦。一丝痛苦扭曲着他的脸。“告诉我，”他说，并不真的指望我回应，也没有在他密集倾泻的独白里留下让我回答的空隙，“请告诉我，他们，你们的诗人，是否完全诚实？他们抱怨自己的祖国被剥夺，不是吗？他们真的诚实吗？难道没有一点伪善？还有他们自己的不幸，怀疑？厌倦？他们也说了一点谎，不是吗？他们也是和你我一样的人，不是吗？”我寻思着该如何回答，我想为我语言里的诗人们辩护。然而，在我想好回答之前，那小个子的人就从椅子上跳起，灵巧跃过对面的一个观光客，两张桌子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听到了一点新的谈话内容。“请问您来自哪里？”“我来自布拉格。”“啊，太好了。布拉格！巴洛克式的纵酒狂欢！布拉格，欧洲的腹部。有种令人惊讶的尖酸刻薄而富于活力的幽默感，谁也不知道它们源自哪里。”如此等等。我付了两份咖啡钱，离开了。

我杀了希特勒

为时已晚；我老了。我本想最后公开1937年夏天发生在黑兹城的事件。我杀了希特勒。我是荷兰人，一个书籍装订工，如今退休多年了。30年代，我对欧洲当时可悲的政治发生了狂热的兴趣。但我妻子是犹太人，我的政治兴趣一点也谈不上专业。我决定亲自清除希特勒，以一个绘图员的精确，就像一个人装订一本图书。而我做到了。我知道希特勒喜欢在夏天带一小班人马出行，实际上没有贴身保镖，我还知道，他习惯停留在一些小乡村，喜欢户外餐馆，就在椴树投下的树阴里。赘言不述。我只想说我射杀了他并成功脱逃。那是一个潮湿的星期天，暴风雨将临，蜜蜂都像喝醉了一样蹀躞而舞。户外餐馆隐蔽在一些巨大的树下。地上铺盖了细细的沙砾。天完全黑下来了，空气里有一股令人顿生困意的东西，我好不容易扣动了扳机。一只酒瓶被撂倒，白纸做的桌布迅速吸干了泼洒的液体，一道红色弥漫开来。我迅速驾车逃开了，像一个魔鬼。但是没有谁追踪我。暴风雨来了，倾盆而下。一路上我把枪扔进了一条长满荨麻的沟渠；我冲开二只白鹅，它们便开始可笑地蹒跚。嗯，细节？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。我扯掉了假发，烧掉衣服，洗刷车子。而一切归于零，因为第二天，另一个，毫厘不差的另一个，甚至比我杀掉的那个更残暴，取代了他的位置。报纸从未提及这次谋杀。一个人消失，另一个出现了。那天的云全是乌黑的，空气像糖蜜一样粘稠。

邪恶

集权主义——因为它是一种有组织的、精心编排的、在历史上高度发达的邪恶——往往导致一种幻觉，以为最终它是可以理解的。不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才那么着迷于那些讲述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书籍吗？从各种各样的回忆录，到各种各样的历史性分析。我们阅读它们，一心希望，这回我们终于可以抓住邪恶的本质。所有智力的努力都导向简化邪恶的复杂形式，使之成为简单、不再复杂的东西。然而在我们似乎终于成功时，我们发现，问题的答案却再一次回避了我们。我们又像约伯一样无助。

谋杀

这事发生在德国：在七十年代早期，文学教师罗伯特和一个恐怖组织保持着联系。他受命杀掉M，一个和他同龄的人。M，尽管还很年轻，作为一名保守的哲学家和新闻记者，前程却一派光明，经常目空一切地谈论那些激进的左派。恐怖组织判处了他死刑。罗伯特受命在三个月内执行该判决。不堪其恐惧，罗伯特逃到了里斯本。他切断了和恐怖组织的一切联络，化了名，非常谨慎地生活着，翻译一些葡萄牙诗歌。他时刻提防着警察和他以前的那些朋友。不管怎样吧，时光流逝，那个恐怖小组的几乎所有成员都遭到了逮捕，一个个消失或者死在了监狱里。政府宣布大赦像罗伯特这样的恐怖组织同情者。罗伯特回到了德国。他住在科隆。他做讲演，为电台工作，试着重新回到学校执教。一天，他遇见M，他仅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了解一点的人，然后他们成为朋友。M，一个似乎无可怀疑地将以学者身份度过其生涯的人，却已经离开了大学，领取失业救济，成天阅读那些神秘读物。当罗伯特问他，为何放弃那么稳定而又前程似锦的职业时，M回答说因为他不再相信什么，他也无法装着相信什么类似基因缺陷的东西，这种基因缺陷已出现在他的家庭中（在他父系这边的世代中）。几个月后，他们在市中心的位置，合租了一套大些的公寓。一年之后，罗伯特在一阵狂怒之下，杀了M。法庭上罗伯特声称他无法忍受M的咳嗽并且厌恶他步子沉沉地走路，厌恶他就餐时咂摸嘴巴，以及将面包顶在胸前切来切去的样子。

【以上李以亮译】

三种历史

那里至少有三种不同的人类历史，不是一种：武力的历史，美的历史，和苦难的历史。只有前两种历史被编纂和记录，或多或少。它们拥有它们的教授和课本。但是苦难的历史没有留下痕迹。它是哑默的。也就是说，哑默的历史学。一声尖叫不会持久地停留，那里没有标记的象征去再现它，使它留存。这就是为什么奥斯威辛的本质是如此难以理解。从武力的历史的观点来看，它只是个插曲，不值得深入研究。那里有多少更有意思的事件啊，举例讲，瓦格拉姆战役。但是对于苦难的历史，奥斯威辛是它的基础。不幸的是，苦难的历史并不存在。艺术史家们也对奥斯威辛不感兴趣。烂泥，简陋的营房，低沉的天空。雾和四棵枯瘦难看的杨树。奥尔菲斯不会朝这里漫步。奥菲妮娅也不会选择在这里跳河自尽。
译注：瓦格拉姆战役：1809年7月5—6日，拿破仑率领的法军与奥军在维也纳东北瓦格拉姆进行的一场决战。奥尔菲斯：古希腊神话中的歌手，诗人的原型。奥菲妮娅：《哈姆雷特》中的悲剧女主人公，因爱坠河而死。

空虚

一个诗人去见一位圣人（“zaddik”）。圣人给诗人上了茶和杏仁，让他俯瞰窗外城市的风景。这个公寓处在20层，朝窗外望去，这个城市所有的溪流、运河都在闪烁，如同花岗岩中云母的纹路。这是个晴朗的秋日，小拖船随着臃肿沉重的装载谷物的货船轻快地摆动。“你在想什么?”圣人终于问道。“我看有什么事情在折磨着你。”“是的，”诗人答道，“我需要你的帮助，那令我烦心的事是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对我来说找到词句很困难……”圣人安静地坐在他的扶手椅上，研究着他那修剪得很光洁的指甲。“我被空虚折磨着，”诗人过了一会说道。“虚无。有许多天了，我不能够写，甚至不能思考。我有很多美妙的时光，丰富的发现和梦想，像宝藏一样可珍藏的日子。但是接下来，自从那之后，是持续几周的沉默，绝望。”圣人笑了，以一种相当专业的方式——就像是医生，心理治疗师，登山向导似的微笑。“你是一个幸运的人，”他沉吟了片刻说，“有时上帝会造访你。想象一下有一间占满了许多庞大沉重之物的公寓，家具，帘幕，帷幔，紧挨着中式花瓶的古董柜，等等。一线光亮将永远找不到进入这房间的方式。而你就像是一个宽敞的公寓，里面只有一把椅子。这把椅子站在屋子中央等待着。它有的是时间。空虚即是无限的耐心。虚无在等待着充实。绝望像知更鸟在无声地唱，那只鸟儿甚至在十一月份里也会发出鸣哨，就在大雪落下之前。”
译注：zaddik：以犹太教标准来衡量正直而高尚的人。

诗的未被言说的玩世不恭

内心世界，绝对的诗的王国，以难以言传为其特征。它就好像是空气，当然，有真理存在于其间，拉力，气温的不同，但其首要特征是绝对的透明度。这个内心世界尽管不可言传，但它很想表达自己，那么它又该如何来达成？它会用狡诈。它假装一切都很有趣，哦是的，这现实非常有趣，表面上看去。真实的表述在减少？内心世界是欣喜若狂的：它有了一个对象！死亡会出现在地平线上吗？内心世界——它认为自己是不朽的——因兴奋而颤动。战争？可怕。苦难？太好了。树呢？过于夸张的玫瑰呢？甚至更好。现实呢？妙极了。现实，真的是必不可少。如果它不存在，一个人就得去发明它。诗试图哄骗现实；它假装认真对待现实的忧虑。它故意摇着头。哦，它说，又一次地震。又一次的不公正。洪水，革命。又一次有人到了他的生命的尽头。诗害怕它的秘密被发现。也许有一天，现实会察觉到诗的心脏是冰冷的。那诗根本就没有心，它只有大大的眼睛和完美的耳朵。现实将会突然意识到，它只是为诗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隐喻，它自己却不复存在了。诗将独自留存在这个世界上，缄默，空虚，悲伤，并且无法沟通。

捍卫形容词

我们经常被告知要删掉形容词。好的风格，我们听说过的，据说都不需要形容词。名词是坚固的弓，移动的、无处不在的箭一般的动词，有了这两者就够了。但无论如何，一个没有形容词的世界，就如同星期日的外科医院一样悲伤。蓝色的灯光从冰冷的窗口渗出，荧光灯发出安静的咕哝。名词和动词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士兵与领袖来说是足够了。形容词，则是独立的个人和事物的必不可少的保证人。我看到在一个水果摊上有一堆瓜。对形容词的敌对者来说，要表达它一点也不难：“瓜被堆放在水果摊上。”但就在这同时，我们看到一只瓜灰黄如塔列朗出席维也纳国会时的脸色。另一只绿的，未熟，则充满了年轻人的傲气；还有一只瓜脸颊凹陷，迷失在忧伤沉默的底部，就好像它不能忍受与外省的土地呆在一起。没有同样的两只瓜。有些是椭圆的，有些是矮胖的。硬的或软的。闻起来带着乡村、落日的味道，或者被路途、雨水、陌生的手、巴黎郊区灰色的天空所折磨，干瘪，屈从，精疲力尽。形容词对于语言，正如颜色之于绘画。在地铁里站在我身旁的那个上了年纪的人，是形容词的一览表。他假装在打瞌睡，但通过半阖的眼睛，他也在观察其他乘客。他的嘴唇泛起拱形的浅笑，有时候变成了嘲讽的扭曲。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种冷冷的绝望藏在他的心头，或者是劳累，或者，是对时间的顽强而有耐心的幽默感。军人限制了大量的形容词。他们只有一个形容词，那就是“一样”，从那些没有光彩的眼睛里泛出。一样的制服，一样的步枪。任何一个从军队中回来的人，换上平民的衣服，向平民的城镇迈出第一步时就会记住形容词难以置信的爆炸，颜色，色调，形状，大千世界所充满的不可取代的个体存在一起前来向他问候。万岁，形容词！大的，小的，被忘却的，现有的。我们需要你，轻轻地依附在事物或人们身上的灵活而狡黠的形容词，让我们看到了那不曾失去的个人的生动的味道。阴郁的城市，被浸没在残忍的灰色阳光下的街道。鸽子翅膀一样颜色的云，充满狂怒的乌黑的云：如果不是因为流淌在你身边的那些多变的形容词，你又会是什么？道德又是另一个没有形容词就不能存活一天的领域。善良的，邪恶的，狡诈的，慷慨的，复仇的，激情的，神圣的，这些词就像是锋利的铡刀一般发出光亮。如果不是因为形容词，我们就不会有记忆。记忆是从形容词中产生的。一条长长的街道，炎热的八月的一天，一道通向花园的荒废的门，就在那里，在覆盖着夏日尘埃的红醋栗树中间，是你那变化多端的手指。

狂喜和讽刺

在诗中，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元素：狂喜和讽刺。狂喜的元素与对世界无条件的接受紧密相连，甚至包括对残忍和荒谬。对比之下，讽刺则是思想，批判和怀疑的艺术的表现。狂喜已做好准备去接受整个世界；讽刺，则跟着思想的步伐，质疑一切，并挑起争议，它怀疑诗歌的意义，甚至它自己。讽刺知道，世界是悲剧的，悲哀的。两种有着如此巨大差异的元素形成的诗歌是惊人的，它们甚至相互和解。怪不得几乎没有人去读诗歌了。

来自另一个世界

诗来自另一个世界。来自什么世界？来自内在生命居住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在哪里？我说不出。思想，隐喻，还有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情绪。有时它们充满崇高的信任，有时流露出蔑视和嘲讽。它们出现在奇怪的时间里，不邀自来，无需通知。但是当它们被呼唤的时候，却往往把自己藏起来。在巴黎的街上，哑剧艺人逗着围观的人，通过模仿那些严肃的过路人的步伐，他们急着去工作，手里拿着沉重的公文包，脑子里还有沉重的想法。哑剧表演者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他们走路的方式，他的表情，举止，严肃，匆忙，专心，直到过路人意识到他被一个活动着的模仿者跟随着，闹剧就结束了，观众们爆发出笑声，玩笑的牺牲者加速步伐，消失在街的另一边，接着是表演者鞠躬，收钱。精神生命通过相似的方式模仿着这个严肃世界的政治，历史，和经济。它跟随其后，亦步亦趋，悲伤或开心。它跟随着现实世界，就像一个发疯的红头发的守护天使，又哭又笑，拉着提琴，或是背诵着诗歌。当现实终于意识到他并不是孤单的，那幽灵的影子向着公众鞠躬然后就消失不见了。诗来自另一个世界。来自何处？我不知道。

天真与经验

我们都有欠于威廉姆•布莱克著名的《天真与经验之歌》。我们本能地倾向于按时间顺序来读解布莱克的诗：首先是天真，然后，是受苦和经验的补偿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天真真的是某种我们失去的东西，就像童年，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？我们的经验是不是也有可能这样失去？经验是某种知识。没有别的东西像一个人的知识那样容易破裂了。这同样也适合于伦理学的领域，也就是说，智慧。有些人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，保持了尊严和完好无损的道德感，但也许后来变成了一个狂妄自信的利己主义者，会伤害到一个孩子。如果他觉悟到这一点并开始后悔，他将重返那天真的王国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生命最后只带有经验不一定对头。天真跟随着经验，没有别的途径。天真会因为经验变得丰富，因为自负而变得贫乏。我们知道的如此之少。我们不过是在某一瞬间理解了，然后又忘了，或者说，我们背叛了我们理解的那个瞬间。而在这个尽头是重现的天真，无知的苦涩的天真，绝望，和惊奇。

历史想象力

当我还是一个对知识饥渴的高中生时，我经常去听那些来到我们省会讲学的名家学者的讲座。通常，请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的都是一些特殊领域的专家：一个人讲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，另一个讲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，下一个则讲斯坦尼斯洛夫•维斯卑斯基的戏剧。如同平常一样，听众大都是像我这样的高中生和一些退休的老人。前一拨听众想知道那等待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，后一拨听众则想试图理解生活给他们留下了什么。甚至最成功的讲座也未能满足我们的这些愿望，举例讲，一个很棒的来自华沙的瘦高、灰暗的学者关于中世纪建筑的讲座，他讲得如此热忱，以至于我们在想他对这个城市的未来规划是不是已有了一套想法——这使我们这两拨听众都不免有些失望，他并没有给我们的基本问题带来回答。一天，那里将举办一个关于历史想象力的讲座。我们，这些经常一起来听讲座的人便询问组织者谁是下一个演讲人。这一次我们被告知他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个诗人，他很优秀但不是特别有名。他不受当局欢迎有很多年了，不过他的处境终于有所改善，他可以发表作品并同公众见面了。（“为什么啊”，我的一个高中同窗叹气，“如果连公众都不知道他还请他来干嘛。不受当局欢迎的也不会受到听众欢迎。”）最终他还是出现了。他和以前在这里演讲的人很不一样，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信心，似乎他也不相信会有任何人理解他。实际上，听众席里也只有五个人。“我们知道的如此少，”他重复地说道，“我们把一切都推给历史。我们以历史来解释一切。那场最后的战争，”他说道，“是一场不幸的灾难，不仅仅因为有数百万无辜的人们死去。更主要的，是在战争中，我们不仅失去了我们的人民的尊严，他们在受审和判决后被谋杀，那些活下来的人也失去了他们的尊严，他们生活得像是一种非历史的、永久的存在，无所希望，在历史中乱作一团……“你们是否注意到，女士们先生们，”他问我们这五个人：三个高中生和两个年纪大的妇女，其中一个几分钟后就开始打瞌睡并且睡起来像个无声的印第安人——“你们是否注意到，女士们先生们，现在人们写下的诗歌，小说，或电影剧本，都把一切归咎于历史？你们是否注意到我们已不再存在？但是我们，却是意志和思想的心脏，每一个独立命运的透镜？“只有历史，那充填、征用、摧毁一切的历史，那彻底掏空了我们的历史留了下来。而历史想象力，如你们必然知道的那样，在后来得到发展，极度的发展，巨兽一般，寄生虫一般，吞噬一切别的事物，每一样别的丰富的想象和思想，甚至连同它们的不自由，不，那一点点尊严的痕迹，也给剥夺了。很久以前我们作为旅行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意外地来到了那暴力的场景中，死亡，战争。一些人合上了他们的眼睛，一些人试图跑开，另一些人继续受到保护。“我们就是另一些人，我们从另外的地方来，罪恶使我们惊讶。我们不理解苦难。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：我们成为历史的。一些斯大林或希特勒就踩在我们的摇篮上，制服的细条也已缝在我们的套装上；我们总是一定要向一些人报仇，或要去拯救另一些人，但这样去做时我们已犯下了错或是罪。历史想象力成了我们的辩护律师。为什么说有罪？这并不是我，我们辩解说，这是新纪元。我们所有人都在这样做，而历史想象力在一边为我们提词。“我们和历史变得如此亲密无间，经验和无经验、黑夜与白昼、音乐和统计学之间的界限都不存在了。但是我永远都不会赞同这些。我宁愿疯掉也不愿属于历史，我宁愿变得极端也不愿甘居庸常，我宁愿什么也不知道。”他讲累了。他停下来并很快离开了讲坛，没有等着提问或不同意见的提出。我们也分别离开了，我们，五个不同年龄的听众。我们什么也没有说，我们中也没有人有勇气去唤醒那个睡着的老年妇女。那是一个十一月的夜晚；我们手表上的嘀嗒声在静静地走着。

关于神秘的演讲

我们不知道诗歌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苦难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神秘是什么。

文学的两个缺陷

1.当作者将全部注意力只放在他自己身上，他自己的软弱，他自己的生活，却忘了客观的世界，忘了对真实的探索。2.当作者将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追寻世界的真实上，客观现实，公平正义，评判他人，新纪元和社会风俗，等等，却忘了他自己，他自己的软弱，他自己的生活。

【以上王家新、郝慧子译】

分享到: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

返回列表

[转帖] 扎加耶夫斯基随笔选

[收藏此主題] [關注此主題的新回復]

[通過 QQ、MSN 分享給朋友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