艾芙琳娜·格罗斯曼（以下简称“格”）：现在，我想谈谈“秘密(the secret)”和“不可决定之物(the undecidable)”的问题，我们知道，你经常，尤其实在近期的文本中，提到这两个问题：其一，是《撞击：不间断的对话——两种无限之间，诗》(“Ram: Uninterrupted Dialogue—Between Two Infinities, the Poem”)，另一篇，则是我刚才提到的，关于海莲娜·西克苏(Hélène Cixous)的《基因，系谱，类型和天赋》(“Genese, Genealogies, Genres and Genius”)。在《撞击》中，关于伽达默尔(Gadamer)对保罗·策兰(Paul Celan)诗歌的阐释，你写了这样一个绝妙的句子：“没有这种威胁和风险，没有这种非概率性(improbability)，没有这种证明(proving)的不可能性——必须无限地维持这种不可能性，必须防止任何确定性使之饱和、封闭——就不会有阅读，不会有赠予，更不会有祝福存在”，接着，你补充道，“未来的阐释[必是]一种充满沉思，悬而未决的阐释。”这，与你刚才所说的一切发生共鸣：我们不为我们阐释的事物提供证据，但同时，（我们的阐释）却有着巨大的确定性力量。
雅克·德里达（以下简称“德”）：我是在关于策兰的文本中这么说的，但我相信，近似地，其适用范围可扩至任何阅读，对任何诗歌的阅读，对任何诗歌书写(poetic writing)的阅读。在一切诗歌文本中，就像在一切言辞(utterance)中、在一切文学外的表现(manifestation)之中那样，都存在着一个不可及的秘密，它永远缺乏充分的证据。举例来说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知道，当我对我的学生说“没有人能够证明某人说谎”时，我常常让他们感到震惊。没有人能证明（撒谎）这件事，不管实在日常生活中，还是在法庭之上。证词(Testimony)可以作伪(false)，但没人能证明，这些作出的证词就是伪证(false testimony)。为什么？因为，在另一边，在证人那边，正如在诗人那边，总有依据(resource)来支持这种说法：可能说的不对，我弄错了，但我是真心诚意(in good faith)。若事实如此，那么，这世上就不会有伪誓(perjury)，不会有伪证，也不会有谎言。如果我说假话，却没有骗人的意思，那么，我就不是在说谎。没有人，能以可客观化(objectivable)[1]的方式，来证明某人说谎。这个某人总是可以说：我当时真心诚意。没有人能够证明(prove)——我们所谓的“证明”——某人意图不轨(in bad faith)。这一切源于这样一个事实：他者是隐秘的。我不能在他者的处所(place)，在他者的那头(the head of the other)。我永远不可能等同于他物(otherness)。这个秘密，正是他者本质之所在。
德：诗的签名，如一切文本之签名，乃一创伤。那开口，不愈合之物，那裂隙，实际上就是在伤口(where it is wounded)处说话的嘴。在损伤(the lesion)处。在策兰的每首诗中，至少，有一个创伤，他的，或他人的（这也是为什么在《Shibboleth：为保罗·策兰而作》中我谨慎地沿着割礼、标记、切口的主题而前进）。一个人在读这首诗的时候，当他试图对这首诗进行解释、讨论、阐释的时候，他是自己在说话，他锻造别的语句，无论是诗句与否。即使是当这个人辨认出——这就是我的情况——在诗的隐秘处(on the side)有一道伤口，有一道说话的伤口的时候，他仍然在冒险使之缝合，使之闭合。因此，读者-阐释者的职责，就在于在写作的同时也让他者说话，或者说，为了让他者说话而写作。这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，反-签名(counter-signing)。篷热(Ponge)把这个词用的很是精彩，关于这点，我相信，在《篷热符号/签名篷热》(Signsponge)中，我已经有所说明。人们书写他物，为的却是让他者来签名：是他者在书写，他者在签名。
德：“物理性”创伤已经存在，比如说，它存在于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事实当中。就好比我用法语来写一首难译的德语诗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策兰的词语身体(the body of Celan’s words)，就受到了粗暴的指责(violently taken to task)，并且，被流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——他熟知的，但终究还是除原诗语言外的另一种语言。对，它（诗）是身体，因此（在诗歌）那里也就存在爱与暴力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理解的“书写的身体”，但正是这个身体，使诗首先就是独一无二的。与每个人的身体一样，它独一无二。已经出版，诗就必须得到尊重，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。它只发生一次。即使人们可以把其中的某些元素与策兰的其他文本(corpus)，荷尔德林的文本，奈利·萨克丝的文本，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文本联系起来，诗本身仍是独一无二的。这里，我所谓“诗的身体”，即并入(incorporated)、化身为(incarnated)人们常说的“能指”的，在字形(grapheme)中的，本质上不可翻译的那种独特性。翻译就是丢弃身体。最忠实的翻译是粗暴的：人们失去了诗的身体，它只存在于德语之中，只存在一次，仅此而已。这是一场身体的白刃战。这是一场袭击。诗人欲望翻译——他希望被阅读，被翻译——然而，我注意到，这里存在侵犯和白刃战。在不想过度发挥的同时，我也在试写这样一个文本，它应当某种特定的方式，保持自身的独特性。它是某种阅读，它对我只发生一次，我曾把它写就，它是我的一个文本。我想补充一点，当我说到“策兰的诗属于德语”时，这是一个身体问题，当然，这已经是一种简单化的表述。策兰的语言本身就是一场与德语的身体斗争，他使德语变形、改观，他对其发动猛袭，他对其进行雕刻。他，与德语的身体搏斗。我，也以自己谦卑的方式，与法语进行着类似的搏斗。这场斗争不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，毋宁说，它发生在两种各自为自身内战所侵扰的语言之间。在一切民族语言“内部”，都有一场身体的白刃战。每次（战争）都有书写（发生）。倘若没有这种身体上的暴力，书写，就无法开启文章的通道。不然，人们如何解释各人带进其文本的性欲、自恋指责(charge)——其他人会说，投资——，如何对这些指控作出辩解呢？它是我的身体，这，就是我的身体。每首诗都会说，“这是我的身体”，以及其他：喝掉它，吃掉它，在对我的记忆中保留它。每首诗中都有最后的晚餐，它说：此时此地，这是我的身体。你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：受难(passions)，被钉上十字架(crucifixions)，处决(executions)。其他人也会说，接下来，是复活(resurrections)……
2003年12月12日
[注]译自德里达：《争论中的主权——保罗·策兰的诗学》(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s: The Poetics of Paul Celan)，托马斯·杜图阿特(Thomas Dutoit)，欧蒂·帕萨宁(Outi Pasanen)编，纽约：福坦莫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64-169页。《真理伤人(The Truth That Wounds)》由杜图阿特英译，摘录自《欧洲》第901期（2004年5月号）德里达专号同名访谈，第22页至第27页。本译文仅供学习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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