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,我对艾基诗中的基督教色彩并不是没有顾虑,据我所知,在一般中国读者的诗学词典里是找不到“上帝”这个词的,实际上这与尼采之后西方的情景差不多。自从尼采将“上帝”与“真实生活”作了替换,语言的精神性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上帝这个词蜕变成了失去象征的符号空壳,由此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:“从前对上帝的恶行是最大的恶行,但上帝死了,这种恶行也随之消亡了。”(见《尼采遗稿选》),按照相同的逻辑,对尘世的恶行因为失去了最高的仲裁也就得不到相应的惩罚。二十世纪的历史验证了这一点。人类中睿智的极少数,或人文科学的核心价值能否通过艺术、哲学和诗歌的内部转换,承担起新的救赎是难以预测的。苏珊.桑塔格的一个观点给了我解答,她在《沉默的美学》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:“每一个时代必须为自己重新启动一个‘精神性’计划(the project of ‘spirituality’)。”处于勃烈日列夫时期的艾基,反抗极权话语的有效方法,莫过于重新启动对圣言的倾听,使变革从属于被耽延的上帝计划的一部分。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同一时期的东欧诗歌,情况也大致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