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任何一首诗，自身都铭刻着它自己的‘一月二十日’。”这句话见于1960年10月保罗·策兰获颁毕希纳奖时发表的获奖词《子午线》（Der Meridian）核心部分。他在这篇获奖词里提出了他诗歌计划的要点。一月二十日，是格奥尔格·毕希纳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棱茨（Lenz）因罹患精神疾病而“到山中去”的日子。一月二十日，也是1942年希特勒及其党徒在柏林附近召开“万湖会议”制订屠杀犹太人“最后方案”的日子。所有的诗都是从这些日期写出来的，并且保留了对这些日期的记忆，它中断了时间，打破了连贯性。诗，作为一个既是凡人又是独特的人的表达，它携带着对征服者的线性历史的纠正。
一些诗歌里就有“一月”这个词——而且始终采用奥地利的写法Jänner，而不是（德国的）Januar写法——譬如在《子午线》之后三个月，1961年1月29日写的《图宾根，一月》（Tübingen, Jänner），再如1968年1月26日写成，后来收进遗作诗集《雪之部》（Schneepart）里的《化为一月》（Eingejännert），再如《我听见斧头开花》（Ich höre, die Axt hat geblüht）这首诗，也是在一月二十日动笔写的，初稿曾打算题作“1968年1月20日”。在这个日期以外，保罗·策兰的诗歌没有给事件一个名称。已经发生的事，不能用一个词来简化；已经发生的事是无处不在的。这一切摆脱了概念，也摆脱了记忆文化所打造的图象，摆脱了人们后来为谈论种族灭绝而发明的各种隐喻——奥斯威辛，大屠杀（Holocauste），大劫难（Shoah）。
任何一种形象比喻都再也框不住已发生的事。不能被象征化，所以事件就是“已发生的事”（das, was geschah）；而一月二十日这个日期，决定了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，决定了他母亲之死，决定了他父亲之死，这个日期改变了所有的认知。事件不在叙述品之中，而是在叙述过程的效果之中。就像在《不来梅奖获奖词》中一样，只要讲出布科维纳“曾经是人和书籍生活过的地方”，就足以指明那不存在的一切了。所以集中营并非天然就是诗歌的对象，而是它们的阴影投向所有重建的内涵，投向所有的词语。对事件的一切联想，同时也要求一种诗学的表达法。1942年以后的每一首诗，由于有一种意义的凝聚与给事件登记造册的日期联系在一起，故而同时具有纪念的和诗学的特性。
不久以前，策兰研究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把新的钥匙：手稿考订本。保罗·策兰生前一直拒绝透露诗的“因缘起合”；他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，诗歌没有创作秘诀，也没有已知的来源，“诗诞生的时刻乃在晦暗不明中”。可是，他自己却保存了数千页笔记手稿，并且细心地给每一首诗写作的最后阶段蒐集资料依据。手稿大都是先用打字机打出来，而后用笔修改，标上日期，归放到按主题分类的档案里。这其中，克莱尔·高尔的剽窃指控多少也起了一点作用：自50年代中期起，策兰手稿中不仅集大量资料，还疯狂地标明日期，这一切旨在证明诗是“从它自身的日期”诞生的。从诗集《棉线太阳》开始，策兰甚至放弃了诗集剪裁编排，仅按写作年代次序排列，以确保生活与作品的一致。手稿考订本复制了每首诗创作的不同阶段，从初稿到杀青付梓。这种写作过程的直接显示，有助于把我们带进文本构思本身的流程，可以看到策兰常常在诗中添加间隔，改动字行排列，或者重新调配一首诗的成分，组成另外的词语“信息包”，而诗中的省略号通常与刊印本中删去的东西有关。在他调整词语位置、划去字句或作补充的地方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诗的重心是怎样形成的。
手稿考订本还告诉我们，策兰怎样编定他的诗集，哪些诗他宁可不发表，诗集中某一小辑的总题是什么时候确定的。词语也有一部历史：第六部诗集《换气》（Atemwende）的集名（法语译为“Renverse du souffle”或“Tournant du souffle”）早在1960年的《子午线》里就已出现过。1966年12月最终确定这个书名之前，策兰曾考虑过多个选择：Atemkristall（《呼吸结晶》），Atemgänge（《气路》），Atemgang （《运气》），Wahn， Atem（《疯狂，呼吸》），Wahnspur（《疯之迹》），Wahndock（《疯船坞》），Atemzeile（《气里行间》），Atem，Aufruhr（《呼吸，暴动》）。这些先前的选项远不是随意的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确定《换气》这个书名所包含的情感负荷以及呼吸停顿与回转的核心语例。
寻找传记
目前，保罗·策兰的作品有四种德文版本：第一个版本是诗人的朋友贝达·阿勒曼于1983年编订的五卷本，其使命是让读者接触到策兰最重要的作品和译作。然后是两个手稿考订版，由两个研究小组相互竞赛，一个在波恩，另一个在图宾根，对遗稿中的早期稿本作资料性考订。2003年又出了一个新的版本，即芭芭拉．魏德曼主编的保罗·策兰诗全编，此书蒐集了已有的资料，经过筛选，附于书后。至于传记资料，应该承认，即便不见得有助于我们进入诗歌的内涵，但对初读者来说却往往是最有启发的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最后一把钥匙：生平传记。
人们过去对策兰生平所知不多，直到上个世纪末，在贝特朗·巴迪欧的悄悄保护下，才开始精心出版策兰的遗稿。此前，原籍切尔诺维茨的精神病医生夏尔芬（Israël Chalfen）于1979年发表了一本《保罗·策兰青年时代传记》（Paul Celan, Eine Biographie seiner Jugend），书中充斥各种佚事，其中一些章节现已受到策兰家人的质疑；而策兰1970年自杀前二十年的生活，那时还几乎完全蒙在阴影里。直到1995年，约翰·费尔斯廷纳撰写的策兰评传英文本才问世，1997年译成德文。对保罗·策兰这一不明对象的研究，甚至催生了一门“策兰学”，至今号称集三十年时论之大成，从法兰克福学派经由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流派，再到解构主义。最早的一批阐释者常常要求文本内在细读，将文本视为一种语言人工制品，并以“避私”为由排除了作品的历史之维与存在之维。可是，哪怕他们自生自成的论证技巧再精湛，也不妨碍他们仍去猎取诗人故旧所述种种轶闻逸事，以至于无形中策兰学最终也悄悄渗入了被诗人自己戏称为“策兰尼亚”（Celanie）的版图深处。
在策兰研究中，生平探讨仍然是有争议的一个方面。最热心的阐释者之一波拉克私下嘲讽说，那些“捍卫秘密者”（其中包括海德格尔、伽达默尔和德里达）反对参照生平，结果是回避了文本的准确意蕴。波拉克甚至宣称，“策兰的所有诗歌都是自传性的”。他还把策兰的诗描述为一种在“极端个性化”之中，在“以自我封闭为唯一可能的姿态”中的宣示反抗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：要想让读者也能注意到往往在瞬间捕捉的东西，理所当然要了解某些历史参照和生平参照。
尤需明了的是，策兰诗中无处不在的“姐妹”并非（如特拉克尔的作品中）指涉一个有血缘的亲妹妹，而毋宁是从《旧约·雅歌》中被钟爱的“妹子” 而来的一种女性转化，有的阐释者把它说成是策兰将自己对母亲的爱理性化。《城墙》（La Contrescarpe）一诗中的“泡桐树”（Paulownia），除了这种来自东欧的树借用了俄国女大公安娜．巴甫洛芙尼娅的名字之外，似乎也暗含诗人自己的名字 ，他很喜欢这种树的心形阔大叶子。同样，读者碰上“射手” 这个词（譬如在《靠近冰雹粒》（Beim Hagelkorn）一诗中），立刻又引伸到弓手和射箭的核心语例（如《在一幅画下面》（Unter ein Bild）、《城墙》和《大提琴起奏》（Cello-Einsatz）等诗中），非常让人相信这些词也隐含弓箭手的核心语例，而策兰是在射手座（又称人马座）星象下诞生的，生于11月23日。结果，诗人成了可以抵达死者世界的时间箭手。因此之故，凡有助于诗歌局部澄清的都是必要的。但是，光确定诗的构成部分是不够的，还必须在所探讨的诗中把握住诗人赋予诗歌的特殊角度。
在同代人见证中，包括在他本人的大量书信中，都可以找到有关保罗·策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佚事或暗示。策兰的书信，是生活和作品、人格与诗之间的连接点；不止是单纯的传记材料，不止是一些书面记录的声明，也不止是一些忏悔录。在1958年的《不来梅奖获奖词》中，他把诗歌描述成一眼看去像“漂流瓶”的那类传信方式，“本质上是对话体的”，“怀着信念寄出——当然，并非始终都充满希望——可能会在某个时刻、某个地点被冲上陆地，也许是心的陆地”。保罗·策兰书信的主要部分都已公开发表：他与妻子吉瑟尔·策兰-莱特朗奇及儿子埃里克·策兰的法文通信集（贝特朗·巴迪欧为此书作的庞大注释校勘堪称一部用作脚注的传记），还有他与弗兰茨·武尔姆、伊兰娜·施缪丽、内莉·萨克斯、赫尔曼·伦茨和汉娜·伦茨等挚友的德文通信集。他与奥地利女诗人英格褒·巴赫曼的书信往来，从1949年延续到1961年；其间，策兰在1948年与她有过一段短暂恋情，后来又断断续续持续到1960年。至今二人的书信还在封存，尚未公诸于世。（原作者此文完成时策兰与巴赫曼书信尚未公开，后人同意提前公布之后，已由SUHRKAMP出版社出版）
第二次迫害
对个人生平的否定，保罗·策兰亲身经历过，并把它视为一种新的迫害。他曾在《子午线》一份手稿片断里写道：“企图摧毁诗歌的人，也企图摧毁人格。”每当他到德国朗诵诗歌，公众的那种负罪感之焦虑，单是面对幸存者的在场，就变成了怨恨，这在他就如同受到一次人身攻击。每次动身前去德国，他都是作为“犹太战士”，如同短兵相接。从莱茵河彼岸传来的文章和评论，有的明显虚伪，有的则是单纯的笨拙，常常引起他严重的抑郁症反应。那时，精神病学科尚未承认创伤后综合症的病征。从1963年1月开始，策兰定期服用精神类药物、抗抑郁药和神经安定药，损害了他集中精神的能力和记忆力，人为地使他丧失做梦的生理功能。虽然他从未经受过电击疗法，但他长期忍受一种胰岛素治疗，随时都可能引起昏迷休克。最后，各种使他“失去头绪”的疗程他都熟悉了，被他当做一种常态化的东西，近似于另一种“治疗”（Behandlung），隐藏在对犹太人的“特殊处置”（Sonderbehandlung）之中——而“特殊处置”这个词，是国社党纳粹党徒为毒气室杀人寻找理由的一个婉转说法。
诗反映了这一切，并且日益见证着幸存的后遗症。它成了对替德国人辩护的一种矫正，时常带有论战性质，往往也很痛苦。为了反驳那些指责策兰利用“奥斯威辛当作艺术土壤”的评论，诗也成了尖刻的戏谑。作品固有的这一讽刺特征长期被低估了——也许有人以为，论战不适合于伤悲和记忆。其实作品逐渐晦涩化，也与这种跟作品接受方式的争吵有关，与这种激烈反对在“一种∕有插图的语言”中以谎言曲解策兰式“嘶鸣”的完整性有关，就像《以酒和失落》（Bei Wein und Verlorenheit）这首诗所说的那样——该诗较早的一个稿本曾作“用一种∕能读懂的语言”。
“侵害名誉案”及其枝蔓
今天人们所说的“高尔事件”，几乎整个拖垮了保罗·策兰的一生。1949年底1950年初，出于对患了恶性贫血症的伊凡·高尔的友谊，策兰将高氏的诗集《伊菲通加哀歌·灰烬面具》（Elégie d’Iphétonga. Suivie de Masques de cendre）翻译成德文。伊凡·高尔去世后，他的遗孀又请策兰翻译另外两部诗集，部分译文后来被她拿去以自己的名义发表。1953年，高尔遗孀的私人通信就已证明，她一心想要损害策兰的名声。纯粹出于替自己张扬，她到处散播有关剽窃的谣言，不惜篡改伊凡·高尔的手稿，在里面放进从策兰的诗偷来的词句。从1956年起，一份传阅文件和一些有针对性的匿名信在报界掀起一场可怕的风波，一时间使策兰的创作力停顿。1960年，莱茵河两岸排犹活动还甚嚣尘上，高尔遗孀就亲自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，把策兰父母遇害说成是一个“传奇故事”。
策兰准备自卫——他把高尔档案存放在一家银行保险库，同时把他的翻译稿拿去保管局寄存，他还咨询了一位律师——但他担心自己这样做反而像别人说的是个爱诉苦的犹太佬。得知他被授予毕希纳奖，策兰起初曾打算把获奖词（即后来的《子午线》）变成详细的事实陈述，显然想挑起一场第二次“德雷福斯事件”。他在笔记中写道：“德雷福斯，也是/我”。但一想到他的听众，就泄气了，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。在当时寄给朋友及文学界同行的一些激愤的书信中，他曾呼吁一次声援行动，结果因反应寥寥而大失所望。2000年出了一本近千页的书，是关于这一“侵害名誉案”的资料汇编——从文献角度反驳那场把策兰拖进去的疯狂事件——通过陈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，时至今日才来替他洗刷耻辱。
“高尔事件”有其庞杂的枝枝节节。1960年获毕希纳奖后，保罗·策兰的作品被列入大部分辞典中有关1945以后诗歌的词条和简介，几乎都附带有他欠下伊凡·高尔“人情债”的暗示。围绕“策兰案”的争议，甚至引出一场“学术鉴定”来，是由达姆斯塔特科学院提出的，但对策兰来说，这不过是又多了一次羞辱而已；这次鉴定从“学术”层面取消了对策兰的剽窃指控，但未能让那些怀疑者哑口无言。当谣言进入扩散阶段，策兰觉得自己中了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联合起来设下的圈套。1962年3月，他写信给勒内·夏尔：“这些家伙，我看他们真是多产：繁殖了又繁殖；因为是谎言，所以特别擅长流传——靠那些‘贱货’，不然，不会分裂繁殖。”策兰感觉到个人的名誉受到了伤害，有个德语词就叫“名誉谋杀”（Rufmord），即“完完全全废掉人格和作者”。他在笔记中写道：“谁眼睁睁看着杀死一个活人，还要以这样的理由——虚伪的理由——说是让死者安息，谁就是参与了谋杀。并且践踏了所有死者。”
从“这帮在后面追逼的狗群”，策兰很快就认出一场令人窒息的反犹声浪的幽灵。1960年2月20日，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女诗人内莉·萨克斯：“天天都有卑鄙之徒找上门来；跟您说，天天都有。谁知道等待我们的还会是什么，我们这些犹太人？而且我们有一个孩子，内莉．萨克斯，一个孩子！您真的没法想象，这些卑鄙下流之辈，您想象不出，内莉·萨克斯。”策兰后来试图使事件不带个人色彩，并把它政治化。在1962年1月的一封信里，他指出那些人的“‘手段’之一就是玩两面手法”，参与者都是些“反希特勒的纳粹分子”，所谓的“亲犹派”，都是些“犹太人或所谓的‘犹太人’”；策兰得出结论，这种把戏“近来竟至于到了‘最后方案’之地步”。他对这股排犹之风的深恶痛绝和极度敏感，反倒常常被人当做精神错乱的表现，偏执狂或天才，以至于策兰跟许多朋友也闹翻了。可是他在诗中面对“疯癫”这个核心语例时，总是表现出一贯的清醒，如诗集《换气》中《风景》（Landschaft）这首诗，诗中说到“疯人院病人的块菰，一块∕未埋葬的诗”，“找到了舌头和牙齿”。
这个“事件”对策兰来说从此属于创伤，因为真相再也没有人去证实，这也促使他在诗中强化了对抗意识。他这一时期最具论战性的作品之一，就是注明作于1962年9月13日的《呜呼开花》（Huhediblu），法文标题译作“Flhuerissentles”。在这首诗的一个段落里，德国批评家被称作“刑狱诗人”（Feme-Poeten）——德语Feme指的是古代日耳曼起源不详的秘密会社，专设秘密刑堂行使审判权，其判刑只有一条：死刑。“且看──是的──∕刑狱诗人的稻草之躯∕两栖爬行，吃午后点心，耳语，脸露蛇相，∕写文人书简。∕蟾蜍鼓舌，出自∕手掌手指的一锅杂碎，再画上∕与书写不相及的一个∕先知签名，作为∕备考，补注，后记，并且注明∕九月永远无人之日──”。六年后，1968年7月27日，作为回应报界对诗集《换气》的好评，策兰带着一丝自我满足，在一首未发表的诗的开头这样写道：“他们都读过你的作品了，现在∕又往上面泼墨，∕现在，他们自己拿自己∕那刀笔吏的宽恕放血［……］”策兰某些笔记中讥弹敌手时的那种讽刺和挖苦，假若不是在极度绝望的处境中写下，也许有人看了会发笑。有一本论德语诗歌的专著，书名叫《从尼采到伊凡·高尔》，在策兰笔下变成了“从伊丽莎白·尼采到C.G. ”刺伪君子写史也。
看到自己的诗被别人篡夺，尤其《罂粟与记忆》集子中被高尔遗孀嫉妒的那些诗，策兰感到有义务出来替自己出道之初的作品“作证”。这就是他之所以把犹太经师希勒尔 的一句格言特别放在心上的原因，在他那个时期的笔记中几乎随处可见：“我不为我，谁来为我？”这条格言也预告了注明作于1964年12月15日的《灰烬的风采》（Aschenglorie）一诗结尾的著名诗句：“没有人出来为这证人作证。”作于1950以前的《水晶》（Kristall）一诗，在高尔遗孀挑起的“学术鉴定”中曾被用作案例解剖。这首诗把诗歌的玫瑰与犹太教传统的玫瑰结合起来，其实是召唤以诗歌的水晶去抵抗“水晶之夜”。它以一句思故乡的诗句收尾：“七朵玫瑰更晚了泉水汩汩。”策兰后来又取后三个词，在前面加上省略号，用来做另一首诗的标题：《……泉水汩汩》（...rauscht der Brunnen）。此诗作于1961年4月30日，其中有这样两节：“你们就是和我一起∕致残的话语，你们∕我的直言谇语。//而你：∕你，你，你∕我每天越剥越真的∕迟来的∕晚玫瑰”。另一首诗《词语冲积》（Wortaufschüttung），作于1963年12月24日，指在经历陷于绝地的风风雨雨之后终得昭雪，恢复早年的尊严。在最后一节诗里，月亮被逐离地球，污泥浊水落潮了；而且，在露西尔那句反语（“国王万岁！”）和犹太人国王的双重暗示里，太初之时被命名为“王者的诞生”（Königsgeburten）：
发现中介参照，能帮助我们理解策兰诗歌颠覆的方向。在其他可标示1967年策兰对柏林基本透视的参照中，可引述奥地利女诗人英格褒·巴赫曼的一篇讲演《一个为偶然而设的地点》（Ein Ort für Zufälle），这是她1965年获颁毕希纳奖时的获奖词。巴赫曼在文中把柏林描绘成一个症候体，其创伤见证着一种灾难历史的压抑。她细述了一幅全景，其中弥漫着一种正常状态，在这座城市被破坏了的风景里颠倒过来了：施普雷河麦子泛滥，退休女工贪吃糕点，退休男人则大讲淫秽笑话。远处，普勒岑湖 传来绞死抵抗运动战士的声音，还有刺杀瓦尔特·拉特瑙的枪声，这位1922年魏玛共和国治下被暗杀的部长，一个进步的犹太人，成了排犹主义宣传攻击的目标。巴赫曼的获奖词里，也能找到一些策兰两年后在《你卧》一诗中转换了的核心语例：永不停滞的河流，贪吃，粗俗，这一切与政治谋杀形成对照，而政治谋杀又与消灭抵抗纳粹主义战士联系在一起。
在《一个为偶然而设的地点》这篇获奖词里，英格褒·巴赫曼也反驳了五年前策兰获毕希纳奖时在《子午线》里阐述的一些观点。照她的看法，把柏林视为一个症候体，可能是因为某种“病态倾向”迫使人“倒着用头走路”。策兰引述过毕希纳的小说《棱茨》，小说的开头是这样说的：“……只是有时他感到不自在，因为不能倒着用头走路。”在《子午线》里，这句话变成：“谁倒着用头走路，天空就成了他脚下的万丈深渊。”深渊是与体验过深渊的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，而这种上下颠倒的方式则是与死者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对策兰来说，“倒着用头走路”不只是一个简单地迷失方位的形象，更是“诗歌的基本形象”，他在一份预备性笔记里曾经这样强调过。巴赫曼作出反驳的时候，她知道策兰正经历严重的心理困难。她转移了这一悖谬诗歌形象的意义，将它解释为一种病理：即策兰患了创伤后综合症，她站出来代言，而她同时也是“旁系”受害人。
这几个因素显示，1967年写的柏林诗《你卧》可以说是保罗·策兰和英格褒·巴赫曼之间秘密对话的一个片断。但是在策兰那里，这种在遗忘与记忆之间的柏林辩证法，有两个决定性的核心语例得到加强并突出了。首先，这种辩证法凝聚在一个词里，“伊甸园”。这个词标志着圣经的伊甸园和历史的伊甸园（即一对历史的人被逐出）之间的浑然不分。其次是影射基督教的最高节庆圣诞节，流露出巴赫曼文本所没有的被逐感。策兰以一连串的祈使句，催促自己并邀请对话者——“到施普雷河去，到哈弗尔河去，∕去看肉铺铁钩”——到这种冷漠的风景中去。每每在策兰把死者的记忆维系于诗歌这一非物质处所的地方，巴赫曼则把她的置换维系于她所看到的集体疯狂的痕迹。
安德蕾娅·罗特魏恩（Andréa Lauterwein，1969-），德国学者，现任教于巴黎第三大学。著有《雅恩的盛衰（1894-1959）》（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 Hans Henny Jahnn 〈1894-1959〉），L'Harmattan出版社，巴黎，2000年；《论联邦德国的大屠杀记忆》（Essai sur la mémoire de la Shoah en Allemagne fédérale 〈1945-1990〉） Kimé出版社，巴黎，2005年；《保罗·策兰》（Paul Celan），Belin 出版社，巴黎，2005年；《安塞姆·基弗与保罗·策兰的诗》（Anselm Kiefer et la poésie de Paul Celan）Editions du Regard出版社，巴黎，2006年。本文系《保罗·策兰》一书第一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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